一个家庭，如果有病人或者罪人，这个家庭的正常人也会很难受，但又应该照顾这些“家人”，尤其是直系亲属，甚至有法律上的义务，这时抱怨受到拖累也是徒劳了。

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。

东突厥斯坦问题，到底是怎样的，如同六四一样扑朔迷离。在集权国家，政治尤其关注“你怎么想”。政府为何要控制你怎么想？你肯定不希望任何人干涉你，别说怎么想，言论自由都是基本人权，对吧？不过什么叫集权？集权就是你没有人权了，你的人权给集中到某些人那去了。

但是，掌权者未必是为了压迫人民而集权（虽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），集权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。对中国来说，政府一直要集权统治，很大原因是基本没有哪个人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。还有一重考虑，如果你家里有个精神病，你会在重大事务中让他投一票吗？也许你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会说不管他是什么样，哪怕是神经病，也有投票的权力。好的，这是一种价值观，但你也应该想得到，很多人不会认同这一点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可能会倾向于剥夺这个神经病的投票权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人民民主专制”，给“正常人”民主，但是对“神经病”专制。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，形成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别。

可是这种“可以专制”的思维一但成立，就很危险，因为“精神病”这个范畴难以界定。一但某人被认定为精神病，就可以合情合理的剥夺他的权力，那么这个精神病的界定就成了玄妙的问题。如果允许任何理由的专制，那么被专制对象的确定就成了悲剧的温床。

其实精神病如果可以行使他的权力，精神病的症状就有机会减轻，也会成为正常人。但在这之前，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就很难衡量。但不给他权力，他就一直是精神病，而且可能会病的更厉害。

中国就是在这样矛盾的思维下摸索平衡。而民主国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，成功的建立了减少精神病的机制，即三权分立。其实近代中国有很多次机会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，却总是被大量精神病和阴差阳错给耽误。

但是，急什么呢？急是没用的，其实每一届政府都有人在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努力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如果你不想去淌那浑水，就不要抱怨人家干的好不好了。